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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以整合教育资源为借口减少教育投入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民进中央认为,近年来的布局调整,整合了农村教育资源,提高了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总体上是应当肯定的。但在撤并中存在工作简单化、程序不规范,以及撤并后办学条件没有跟上的问题。不少地方不顾客观实际,提出“小学进镇”、“初中进城”,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要“消灭农村教育”。“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我国农村的小学减少了一半,从55万所减少到26万所,平均每天消失56所农村小学,初中从6.4万所减少到5.5万所。”民进中央表示。在《决定》中,对“撤点并校”是提出了明确要求的:“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但事实上,许多地方在执行《决定》时,偏离了布局调整的初衷,以整合教育资源为借口,把撤并当成了唯一的目的。其实质是为了方便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管理、并减少教育投入。现实情况是,越“在交通不便的地区”,撤并的力度越大,甚至发生过强行撤并事件。撤并基本程序须明确鉴于此,民进中央建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尽快出台《关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若干规定》。在该规定中要对几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首先应明确规定调整的重点与补偿机制。应重点对小学布局调整的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并阐明保留村小和教学点的重要意义。对因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导致的弱势群体上学成本增加,政府为由此产生的额外负担进行补偿,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其次,应明确规定农村学校撤并的标准。考虑到全国各地具体情况的不同,农村学校撤并可实行“底线+弹性”的标准进行综合评价。“底线标准”包括:该乡镇只有一所小学;跨越不同民族、宗教群体的学校,或邻近宗族之间存在矛盾冲突;邻近学校的交通道路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如泥石流、山体塌方、江河决堤、野兽出没等;学校建筑历史超过100年以上;60%以上社区居民强烈反对等。应明确,只要符合上述任何一条,原则上就不宜进行撤并。最后,还应明确规定农村学校撤并的基本程序。 编者按:近来,宽带发展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无论是针对“假宽带”的质疑,还是围绕“中国宽带价格是否百倍于韩国”的争论,都指向一个现实——我国宽带发展不尽如人意,主要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在拉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去年底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将实施宽带上网提速工程,近期又计划在3月下旬召开宽带上网提速工程的启动大会。那么,我国宽带发展落后的根源是什么?在推进中面临怎样的困境?为何出台国家宽带战略刻不容缓?国外对宽带发展都有哪些扶持政策?如何通过技术变革实现宽带跨越式发展?如何通过应用繁荣推动宽带大发展?针对这些问题,《人民邮电》报经过深度调查采访,近期推出《齐心协力共推“宽带中国”》系列述评,敬请关注。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刺痛着我国电信业和社会公众的神经。来自权威CDN服务提供商Akamai的最新数字表明,2011年年底,中国互联网接入速率为1.4兆比特,国际排名降到了第90位。而网络测速机构Speedtes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我国宽带网络实际下载能力居全球第79位,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短短一年半,中国宽带网速国际排名如此大幅下滑。此外,我国宽带人口普及率仅11.7%,与发达国家的普及率差距从2005年的10个百分点已经扩大到了13.4个百分点。我国在网速、网络质量方面与全球平均水平的差异,在网络覆盖率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都在急剧拉大。这与我们作为全球经济第二大国、电信用户和网络用户第一大国的国际地位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一时间,“假宽带”、“垄断阻碍发展”等观点广泛传播,我国通信行业承受着无情的奚落、难堪的指责。这些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不是中国通信行业不努力不作为?中国宽带落后的根源在哪里?事实是,在中国电信等运营企业的全力推动下,2011年,中国互联网接入速度增长了43%。但同期国际宽带增速在巨大基数的基础上仍增长了39%。在利润连续多年下滑且缺乏政府引导资金和政策支持的情况下,2011年,我国运营商毅然承担起宽带光纤化的社会责任,投入巨资启动 “光网城市”等计划。我国宽带用户去年净增逾3000万户,总数达到1.56亿户,仅中国电信一家就新增光纤接入用户2000万户。根据2010年工信部等七部委下发的《关于推进光纤宽带网络建设的意见》,全国三年内光纤宽带投资超过1500亿元,“埋单者”都是电信企业。但城市紧张的管线空间资源、各类坐地起价的穿行费赔偿费入场费以及中西部广袤的农村与偏远地区,这些都严重阻碍着企业独力推进宽带化的脚步。1 2上一页下一页 事实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宽带化已成为各国发展的重点。目前全世界有112个国家和地区推出了国家宽带战略,数千亿美元的政府资金投入高速光纤宽带网络,构成了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的新基石。同期,中国政府向“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建设项目投入4万亿“救市”资金,宽带却未能分一杯羹。我国的宽带发展主要依靠产业自身力量,靠企业自主推动。“连通美国”、“数字英国”、“数字法国”、“智慧国新加坡”、“U-Japan”……美国发布宽带战略,建立宽带扶持基金;韩国提出有线1G,无线100M的建设目标;日本政府加快宽带建设企业折旧,并提供无息贷款;瑞典政府承担了农村宽带网建设成本的二分之一。这股风潮,席卷欧美与非洲,大国与小国,发达市场与金砖国家……反观中国,网络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国家引导和服务机制尚未建立,在国际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的全球宽带报告中,中国都没有进入前30名。全世界144个发展中国家,有99个提供电话普遍服务,有36个提供宽带普遍服务,用发达地区补贴农村等欠发达地区。而中国连电话都没有设立普遍服务基金,在各部门各类涉农政策中,对农业机械、农资、农药、化肥等都有优惠或政策支持,唯独对农村宽带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短短几年间,中国宽带急遽落后了。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一落后恰恰是在中国国力高速崛起的进程中发生的。正当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意识到宽带化对于重塑经济乃至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意义时,纷纷举国家之力主导或扶持宽带建设,给予投资、税收、补贴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而在中国,依然把发展宽带主要视做运营商社会责任或普通商业行为。如此背景下,我们怎么可能看到一个覆盖无所不在、应用支撑有力、资费又尽可能低廉的宽带中国?放眼全球,宽带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军事、文化、商业竞争的中央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绝大多数角色无不把宽带化视为赢得未来的法宝,并集合政府、社会、企业之力挥出一记记重拳,中国却只能伸出电信企业这个指头来迎战。在这场较量,中国已落在下风。而落后的原因,正是举国上下对宽带认识和投入的不足。至于深受百姓诟病的宽带实际网速过慢、宽带价格相对偏高等问题,无不与此紧密相关。令人振奋的是,我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多个部门已成立工作小组,将共同组织“宽带中国”战略研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信息产业两个“十二五”规划中,也分别提到实现“宽带中国”战略和启动“宽带中国”工程。可以说,国家宽带战略已经呼之欲出,只欠最后树起一面猎猎招展的大旗。世界潮流,浩浩汤汤。新一轮全球制高点的争夺,面向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打造,中国不能错失良机。2011年岁末,《人民邮电》报连用五个“不能再等了!”向全社会发出最强烈的呼吁——中国国家宽带战略到了可以揭开盖子的时刻。面对社会的殷殷期盼,面对产业界的翘首以待,我们仍要不停歇地大声呼唤:尽快吹响国家宽带战略号角,以国家意志铸就中国宽带之戟!(记者 胡虎)1 2上一页下一页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人民不是小白鼠”记者 李妍|两会现场报道82岁高龄的袁隆平,自称是“80后”。他说,等自己成了“90后”时,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3月4日晚,全国政协委员驻地——北京国际饭店,袁隆平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在铺着地毯的套间里,“80后”袁隆平光着脚,扑在一桌子的文件和资料里,手舞足蹈地讲起了超级稻、粮价和转基因问题。直言不讳的袁隆平并不担心自己的言语会“得罪人”,“我怕什么,我这么大把年纪了,还不能说几句实话?憋死人咯!”补石油不如补农民今年两会,袁隆平的提案是《关于粮价的建议》。提案上说,根据湖南省物价局调查统计,2011年农民种植每亩水稻,除去国家的粮食补贴,纯收益只有7.5元。“七块五啊!太少了,农民多穷啊,农民多可怜啊!”袁隆平激动地说,“种地拿不到钱,农民就不种了,抛弃耕地到城里打工去了,种田的人越来越少,粮食从哪里来呢?”从2010年起,袁隆平走访了湖南的多个县乡和农村,他发现,大量耕地被荒废,甚至被用来作为建筑用地和垃圾场。“耕地多宝贵啊,现在全国的耕地越来越少,以后粮食不够了可怎么办呢?到哪里去种呢?”袁隆平担心,18亿亩的耕地红线有被突破的可能。“现在的耕地面积已经很少了,如果得不到好的保护,耕地面积一年年减少,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最让袁隆平担心的还是粮价问题。“粮食是宝中之宝,粮价是百价之基。”一方面,粮食价格一旦上涨,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整个物价的上涨,甚至会引起社会动乱。“所以大家都说粮价涨不得。”但另一方面,“粮价偏低则谷贱伤农,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甚至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袁隆平建议,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大大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入,保住农民的基本利益,保住耕地。”然后再以平价出售粮食,“保障民生,保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水平,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和价格的平稳。”如果由政府来补贴其中的差价,就能“两头兼顾”了。在全国政协无党派界别小组讨论会上,袁隆平第二个发言,“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要继续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平均每100斤提高16元,这非常好,但我觉得还不够,应该每100斤提高50元,我们的政府现在有这个财力。”虽然自1982年起,中共中央陆续出台了11个“一号文件”,力求“惠农利农”,扶持和完善农业发展,但袁隆平认为,“力度还不够大,种粮农民的收入依然相当微薄。”根据现行的种粮补贴政策,“按田亩算补贴,是很不合理的,高产田与低产田没有差别,不种粮的田地也能得到补贴,甚至抛荒田也能得到补贴,这样会影响农民积极性,大家都不好好种粮食了。”“国家每年拿上亿的钱来补贴石油企业更不合理。”袁隆平对此很不解,“石油那么贵,都是高价、高利润的垄断企业,做石油的人都是有钱人,都是开小车的人,哪里还需要国家的补助呢?国家补贴他们干什么?为什么不拿这个钱来补贴农民呢?农民辛辛苦苦种一亩地得了100块钱,就是很多有钱人的两包烟钱。”有人提醒袁隆平,为农民争取补贴可以,但是不要“抨击”别人,但袁隆平还是直言不讳,“我怕什么,我那么大把年纪了,还不能说几句实话?憋死人咯!”“90后”的1000公斤目标2011年,袁隆平在湖南隆回的超级稻百亩试验田里交出了新的成绩单——亩产926.6公斤。“这不算啥子,等我变成了‘90后’,亩产1000公斤一定能实现。”他使劲地挥挥手,并不满足于这个数字。袁隆平的目标很清晰,“希望今年达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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